Xat…

1888年圣诞前夜，凡高在狂热之中割下了自己的左耳。他把耳朵用报纸包好，送给一个妓女，要她“小心保管”（她当场昏倒了）。而受凡高邀请，一起工作、生活了两个月的高更，此时却不辞而别，连夜坐火车离开，再也没有见凡高一面。

凡高割耳的故事似乎和凡高的画作一样有名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《纽约客》新近刊出了亚当哥普尼克的演讲片断，分析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。哥普尼克引用了两位德国历史学家的新作——凡高梦想着艺术家集体生活工作的形式，邀请了高更与他同住；而高更向往成功，向往声色，离开了妻儿来到以美女出名的小镇。凡高热情、幼稚、理想主义、喋喋不休；他觉得高更有趣，会做菜，玩女人比他拿手（这让他很自卑）；但高更同时又冷漠，难以接近，不易相处。两个月之后，凡高和高更受够了对方，矛盾激化了。在争执中，擅长剑术的高更不慎砍下了凡高的耳朵。在这个事故里，两人的羞耻感奇妙地殊途同归，最终形成一个沉默的约定。对于凡高，艺术家集体工作的梦想破灭了，孤独挫败加剧了抑郁症的折磨。而高更则继续他的无责任的逃离，一直到半个世界之外的塔西提才告一段落。

在哥普尼克看来，这个悲剧性的夜晚，恰恰是现代艺术的第一个夜晚。文雅、审慎和节制从此在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生活中逐渐失去位置。必然性被偶然性代替，反叛、冒险和赌博成为现代艺术中不可分离的成分。“从方方面面看，现代艺术都是个道德运气（moral luck）的事儿，怎么寻找它，怎么加赌注好让它发生。”高更花天酒地、胆大妄为，但是他的艺术成功了——而且这成功和他放浪形骸密不可分。于是突然之间，他抛弃妻儿、背叛朋友的行为，似乎都变得可以接受了。他的不负责任的离家冒险，突然有了英雄主义的味道。对艺术家的道德判断，被偶然和机遇突然绑架了一程。

然而在凡高这边，还有另一种“道德运气”，不是关于艺术家的，而是关于艺术的。哥普尼克指出，凡高最后两年梦想幻灭，孤独忧郁中的作品，恰恰显示了他接受这种孤独的决心。这是因为他相信这孤独隔离并不一定是绝对的——总有一天会有这样的观众和读者，会来接受、欣赏他的作品和观点——他的错误只是把未来的作品画给今天的人看而已。显然，这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勇气。

高更开辟了现代艺术的一条路（同路的还有毕加索）。他们不拘小节，行为荒唐，但是作品才华横溢令人赞叹。凡高走的是另一条路，自我隔绝，狂热或者抑郁，最终跌入内心的深谷，消失在他们的作品之中。可是，不论属于哪一路，也不论怎样受大众喜爱，站在“道德运气”上的现代艺术与艺术家，始终是社会中的少数分子。是疯子还是作秀？作为欣赏者、收藏家，我们可以对艺术家指指点点，可以投资投机炒卖作品。于是我们以为自己和艺术家一样，不过是在赌场里玩压筹码的游戏？但是哥普尼克说，不对，我们下注，最后最多不过赢一个博物馆、赢一个传记。但是真正的艺术家，赌的比我们大得多。他要赢不朽的艺术作品。而他押的，是他的事业，甚至生命。